复旦张军，请别再胡说八道，老百姓太难了

本网讯：5月13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疫后中小企业生存之道”圆桌会议上发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高见”：

一

“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远超全球任何一个国家，而我国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中小微企业，最重要的是解决就业问题。但随着经济转型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未来我国的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小。长远来看，我国中小微企业会逐渐从经济活动中消失，这是大趋势不会改变”。

▐ 批驳

⑴ 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最多，不等于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也高。考虑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任何一个总数指标在全球最多都并不令人意外。

⑵ 即使中国中小微企业占全部企业比重全球最高，也不能说明这是一个问题。相反，中小微企业活跃度是反映一个社会经济活力的最佳指标。

⑶ “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小？”现实恐怕是相反。自 2008 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这一 L 型增长会持续相当长时期。老龄化只是导致 L 型增长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中国经济“赶超效应”的结束、中等收入陷阱、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部分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弗格森所谓“中美国时代（Chimerica）”的终结、投资空间的下降等等。无疑，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对未来就业的最大考验。因此，中小微企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更加重要。张军居然得出“未来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小、中小微企业会逐渐从经济活动中消失”的神结论，这种奇葩逻辑水平和“特朗普式逻辑”差不多一个层次。

二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会越来越依靠大企业。（目前）我们的大企业还不够大，创造就业的能力还比较弱，长远来讲，中国经济实现增长转型要靠大企业，因为他们有科技竞争力和优势，会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生产力。”

▐ 批驳

⑴ 创新和转型主要靠大企业？这是相当无知的看法。以美国为例，微软、谷歌、facebook、苹果、思科、英特尔、惠普……这些世界级的科技巨头，无一不是从硅谷的“车库企业”起步，而且往往是在创业初期就给社会带来了“颠覆式创新”。相对而言，成功后的大型企业往往逐渐趋于保守，擅长于“微创新、改进式创新”而非颠覆式创新。须知，颠覆式创新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如果你认为小企业不重要，请问华为不是从一家生存艰难的小企业成长为今天的大企业吗？否定今天的小企业，就等于扼杀明天的华为和任正非。只看到今天阿里巴巴、京东、华为的成功，而不知其起点之低微，无疑是鼠目寸光的。

⑵ 即使大企业，也要区分真正的“强大企业”还是“虚胖”，例如海航之类靠债务撑起来的大企业，或者靠行政力量撮合在一起的超大企业，这些企业会创新吗？呵呵。

⑶ 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拥有“支配性市场力量”，垄断问题就不可避免。例如谷歌、facebook 这些昨天的“创新明星”，一旦拥有了超级力量，就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的反面，被贴上了“垄断企业”标签。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之一的沃伦参议员甚至提出要拆分这些互联网巨头。

结论：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绝对在于中小微企业，而非今天的大企业。

三

“我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中小企业依附于大中型企业身上，大中型企业必须首先复苏才能带动中小企业复活。如果总需求不行，大企业就不行，连带的中小企业就不行。”

▐ 批驳

⑴ 这完全是逻辑混乱。当下最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是那些“服务性行业”，例如餐馆、小商户。此类企业数量巨大，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救经济首先要拯救此类企业。

⑵ 依附于大型企业的中小企业当然也有很多，但“大企业”往往抗风险能力强、融资渠道多、回旋空间大、政府关系密切，并非最需要救援的对象。

⑶ 当前如何救经济，大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要靠“新基建”之类的凯恩斯主义方法（凯恩斯派），一派认为要靠刺激消费进而创造需求（促消费派）。如果采纳“凯恩斯派”的建议，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如果采纳“促消费派”建议，主要受益者是中小微企业。利弊是非，一目了然。

四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常态，不应该被看做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小企业由于其运营的不稳定，本身就不太可能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支持。如果中小微企业融资容易了反而会成为一个灾难，尤其对金融系统来说”。

▐ 批驳

这简直是胡言乱语。中小企业融资难有两种情形：

⑴ 世界共性问题，即中小微企业本身固有的高风险和信息不对称；

⑵ 体制性扭曲：包括大银行的所有制歧视、民营银行比重过低、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资本市场管制对风险投资的抑制、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的“隐性担保”、僵尸企业过度占用金融资源等因素。

⑶ 多年来，中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主要是指后者即“体制性扭曲”。张军简单地说“中小微企业融资容易了反而会成为一个灾难”，是对“世界共性问题”和“体制性扭曲”的混淆是非，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02

学者当然有言论自由，要求所有经济学家观点一致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是每一个学者都应该：

• 有严谨的逻辑体系和论证，不能信口开河。

• 重视社会责任。尤其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对公共政策甚至经济改革产生影响，学者必须关注言论的“社会外部性”。

最可怕的情况是，一些学者最初严谨治学，一旦功成名就就开始“滥用影响力”，甚至刻意逢迎、忽悠、搅浑水，开始“套现”以获取功名利禄。这是学术的悲哀，也是社会的灾难。

每个学者，既不能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也不能以为“学术只是学术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凯恩斯说的对：

• 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

• 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张军显然是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笔者无意否认其过往的学术成就。但，影响越大就责任越大，更应谨言慎行：

• 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暨社科与管理学部主任。

• 2015 年 10 月，张军教授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与林毅夫、樊刚一起以高票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03

当前民企非常艰辛，此次疫情可谓雪上加霜。正如2018年11月1日民企座谈会上所指出的：

• 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局面下，呵护好中小微企业，对于稳定社会预期，实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

2020年5 月 12 日，刘鹤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会议指出：

•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 经济全面复苏需要时间，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仍面临复杂严峻的局面。

• 注意发挥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努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 总量政策要注重结构化取向，提高专业性，用好信用贷款、融资担保、政策性贷款、贴息、应收账款融资、产业链融资等各类政策工具，努力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要加快中小银行充实资本金，加大股权、债券市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

• 要注意坚持市场化方向，考虑疫情导致的某些经济停摆和企业“休克”情况，制定务实管用的阶段性政策，支持各类中小企业尤其是暂时处于困难状态、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顺利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