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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收藏】 丝路上的粟特青铜钱

2017-05-26  来源: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浏览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考古学家斯米尔诺娃曾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挖掘出土一种圆形方孔铜钱。这种铜钱的尺寸和重量虽然比唐朝“开元通宝”钱币略小一点,但是铜质和风格却几乎完全一样。

    本网讯 :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考古学家斯米尔诺娃曾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挖掘出土一种圆形方孔铜钱。这种铜钱的尺寸和重量虽然比唐朝“开元通宝”钱币略小一点,但是铜质和风格却几乎完全一样。更出乎大家预料的是,这种铜钱的正面,有的铸的就是汉字“开元通宝”,背面铸有一个图案,是当地的一种徽记;有的仅保留了汉字“元”,或者就没有汉字,两面铸造的都是一种被称作变体的阿拉美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后来被通称为粟特文,而铸有粟特文或是粟特徽记的方孔铜钱则被称为粟特青铜钱。这种铜钱出土发现的数量不少,分布也很广,几乎遍及了整个费尔干纳盆地的各个绿洲点。

  开元通宝钱币的背面以往大多都铸有月纹,这里怎么就换成了徽记?中国传统风格的方孔钱为什么不用汉字却要用粟特字母?这种粟特青铜钱是谁铸造的?为什么铸造?又有什么意义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从“粟特”以及“粟特人”谈起。

  “粟特”一词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称呼,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指中亚的一个地区。这一地区在西方文献中,一般习惯称为“索格底亚那”。“粟特”是“索格底亚那”的汉语音译,指中亚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这一地区在阿拉伯文献中又被称为“河中地区”,现代地理学上则被称为费尔干纳盆地。主要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另有一小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粟特人”是指生活在粟特地区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上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代民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的一支。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文献中,就提到了粟特人。据说波斯的居鲁士大王于公元前540年征服了索格底亚那,直到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9年消灭波斯帝国前,粟特地区都属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并深受其影响。粟特人于公元1-2世纪在源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帕提亚语变种阿拉米文字母的基础上,发明了粟特文字母。粟特文字在历史上曾产生重要影响,直接影响到我国当代一些民族文字的使用,今天的蒙古文、满文和锡伯文都来自于粟特文。

  亚历山大东征,为躲避希腊军队,粟特人向东逃到了塔里木盆地。粟特商人为了沟通中亚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直到甘肃、陕西的丝绸之路沿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建立了许多由商人组成的移民聚落,并进而发展形成了联系密切的商业网络。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入境粟特人的管理,在粟特聚落中指派一人为官,将他们纳入政府管理系统,被官府指派的人既是聚落组织的领导者,又是商队的首领,还是负责祭祀活动的宗教领袖萨宝。从北魏到唐朝,很多入华的粟特人都用各自国名做姓氏,如康、安、石、曹、米、何、史等,并取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安禄山、史思明就是粟特人。

  从公元6世纪到8世纪中叶是粟特商业鼎盛期,粟特人之所以能在丝绸之路上持续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粟特本土强大商业传统的支持。粟特人虽然善于经商,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粟特人自己并没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和类型,他们早期受波斯影响,交易中主要使用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后来受唐朝影响,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大量圆形方孔铜钱,这就是“粟特青铜钱”。中亚地区向来习惯以银为币,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就曾长期作为通用货币,在整个中亚,甚至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都是普遍的支付手段。

  这种背景之下,粟特人为什么还要另外铸造一种方孔铜钱呢?他们这样做的动因是什么呢?除了满足各自城邦日常交易需求的内在原因之外,更多的动因应该从唐代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以及唐太宗被回鹘等西北各族共同奉为“天可汗”的大背景下考察分析。

  唐朝是继汉朝之后又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设立了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进行有效管理。为保障丝绸之路贸易与东西方交通顺利进行,唐朝在包括粟特地区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设立若干羁縻都督府,派驻大量军队,并广泛实行屯田。伴随驻军与屯田活动大规模开展,大量的中原地区人员携带家眷、物品及技术来到中亚。他们的到来加强了中原地区汉文化对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表现之一就是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在这一地区作为通用货币得到广泛流通,这已被历年考古发现的大量出土钱币所证明。

  另一方面,以回鹘为代表的西北各游牧民族,鉴于唐太宗继位仅仅三年半就于贞观四年(630)二月击败了强大的东突厥颉利可汗,控制了蒙古高原。他们既感到震惊又十分敬佩,预感到唐朝将成为包括游牧世界在内新的统治力量。于是他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可汗”原是我国古代西北各游牧民族对其君主的称呼﹐“天可汗”意为各游牧民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这相当于伊朗系“王中王”的意思。不仅如此,甚至还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沿途设有六十八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马以及酒肉,以供过往使用。此后,唐朝给西北各族的诏书都盖有“天可汗”的印玺,新君嗣立也必须有加盖“天可汗”的印玺才为合法,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朝册封的制度。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除了唐太宗之外,唐高宗、唐肃宗也都曾被称为“天可汗”。

  在这种大背景下,粟特地区的康国、安国以及石国等城邦的君主,为表示对“天可汗”的拥戴以及对大唐的忠心,便仿照在当地大量流通使用,并且已经具有通用货币作用的开元通宝钱币,铸造了以圆形方孔为特点的各式“粟特青铜钱”。

  这种铜钱的正面,一般都是昭武九姓王徽、族标,背面多为王名、称号。但是,国王似乎并没有垄断钱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也有以城市的神庙或者以城市共同体的名义发行的钱币。

  据苏联时期著名的钱币学家斯米尔娜娃女士在其名著《粟特钱币目录》中考证,康国最早铸币的为7世纪前半段的国王沙世毕,最晚则为8世纪中叶的乌勒伽。粟特地区其他城主也都各自铸有这种圆形方孔铜钱,这既证实了汉籍文献中有关昭武九姓支庶分王各自为政情况的记载,同时也反映了自七世纪中叶以来唐朝对这一地区的强大影响力。

  根据斯米尔娜娃的研究,“粟特青铜钱”有以下三种主要种类:

  一是正面铸“开元通宝”汉字,背面为康国的徽记并用粟特文标注“小钱”。因此,又被称作“汉粟二体钱”。如安国铸造的背面为安国王子头像的“开元通宝”钱币;

  二是正面“开元通宝”四字,仅保留一“元”字,其余为粟特文(“元”字有时也铸在背面);

  三是两面均为粟特文,如康国国王Gurak(约710~738在位)铸造的钱币。突骑施控制时期,康国继续铸造中国风格的方孔铜钱,正面是用粟特字母书写的姓氏,背面为徽记。其它小国也都铸造过这种类型的钱币。

  粟特青铜钱的出现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反映了随着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经营,圆形方孔钱被远在费尔干纳盆地的粟特人所接受,这是方孔铜钱向西传播的最远地区。粟特人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采用浇铸技术铸造了大量的粟特青铜钱,成为他们日常使用的货币。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粟特地区习惯以银为币,并且使用波斯萨珊朝银币已有三四百年历史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就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唐朝,在文化方面曾给中亚地区带来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直接影响了突骑施汗国以及回鹘汗国钱币的铸造。突骑施和回鹘的可汗们,发现在草原游牧生活中,钱币具有强大的宣传功能。无论是在汗国内部宣传他的合法性、权威性,还是对外宣示他的独立性,或者向唐朝表示忠心、被封赏后的感激,乃至传播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钱币都能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突骑施的苏禄可汗、回鹘的牟羽可汗都借鉴粟特人的做法,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方孔铜钱。

  突骑施属于西突厥的一支,游牧于碎叶川以东。唐朝灭西突厥之后,突骑施乘势崛起,控制了包括粟特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开元七年(719)唐玄宗封突骑施部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受粟特人影响,苏禄也铸造了圆形方孔的铜钱,俗称“突骑施钱”。

  回鹘为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是现代维吾尔族的前身。最初游牧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流域,信仰萨满教。后来接受摩尼教,铸造了“日月光金”钱。西迁到高昌以后,又铸造了所谓的“回鹘钱”。

  突骑施汗国消亡之后,唐朝就失去了抗御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势力的屏障,这直接导致了天宝十年(751)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著名的怛逻斯之战中失利。从此,唐朝势力逐渐退出中亚,原属唐朝所设羁縻州府管辖的粟特各小国遂被阿拉伯帝国控制,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这意味着中亚地区永远脱离了佛教世界和中华文化圈。

  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西迁,进入西域。后来改信伊斯兰教,开启了中亚历史上漫长的伊斯兰化以及突厥化的过程,最终导致伊斯兰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文化。中亚地区的货币自然也被伊斯兰货币取代,只有历经千年沧桑而遗存下来的粟特青铜钱可以告诉后人,中亚地区在伊斯兰化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圆形方孔钱的时代。

责任编辑 : 张 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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