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消费金融行业如何走出困境？

本网讯：疫情之后，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每个行业的问题也只能靠从业者去解决。我来谈谈消费金融行业。

疫情之下，处于平均资信水平的借款人，现金流压力增大，逾期问题突出；处于平均资信以下的用户，现金流断裂，借款需求增强，为了救急，甚至不计成本，以至于高利贷等灰色领域有死灰复燃之势；而资信水平较高的借款人，储蓄避险意愿增强，借款需求下降。

用户行为结构的变化，反应到消费金融机构层面，一边是逾期率急升，一边是优质借款需求下降。最容易、也是最主流的应对措施就是风控收紧、提高门槛，并加大催收力度。

但无论是收紧放贷，还是加大催收，在疫情之间与社会的主流期待都显得格格不入。再加上过去几年来因校园贷、高利贷、非法催收、隐私保护等方面积累的矛盾，疫情之下，借款人和社会舆论对消费金融机构的不满情绪普遍加大。

所以，对消费金融行业而言，疫情之后的首要难题就是挽回声誉，重拾市场和用户的信任，重塑健康可持续的业务发展环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解这种负面声誉，需要行业持续努力，合规经营、降低贷款利率、提高产品体验等，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奏效。

第二个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扭转消费贷款下滑的趋势。进入2020年以来，我国居民家庭短期贷款（一年期以内贷款，以扣除房贷后的消费贷、经营贷为主）余额持续缩水，3月份以来虽有恢复，但恢复动力不足。

消费贷款缩水会加剧借款人资金链紧张程度，导致更多的逾期，形成恶性循环，继而对消费复苏构成威胁。具体机制可用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来解释。

简单来说，负债家庭收入下降，但还本付息压力不变，这种情况下，只能大幅度地紧衣缩食。当负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现在就是），借款人的紧衣缩食会在宏观层面产生显著影响，导致总需求萎缩，大量企业没有订单，破产倒闭，更多人失业，更多人紧衣缩食，产生恶性循环。

同时，高负债家庭也多是易失业的中低收入家庭。经济衰退时，他们面临降薪失业、信贷断粮的双重打击，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来源有两个：工资收入和消费贷款。所以，短期内消费贷款的缩水，会产生与收入下降相类似的消费紧缩效应。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让消费贷款余额回归常规水平，以阻止债务-通缩循环现象的发生。

疫情之后，监管机构普遍放松了监管要求，如提高小贷公司的杠杆率上限，加速批复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申请等。把缰绳放松，有助于创造一个宽松的放贷环境，但现在问题出在主观层面——金融机构主观上不愿意放贷，借款人主观上不愿意借钱——单纯靠放松监管，效果有限。

就好比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取消防疫用品关税，却并不能有效解决防疫物资紧缺问题，因为瓶颈不出在关税上。

危机之下激活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的难题。

如花旗集团前CEO查克·普林斯所说，“只要音乐奏响，你就必须起身跳舞”，金融机构放贷行为往往存在羊群效应——如果每家银行都在放贷，那么你的银行也不得不放贷，否则你的市场份额会被抢了去；但是当音乐停歇，大家都停了下来，你也不得不停下来，否则你接手的就是各种不好的资产，成了其他抽贷者的接盘侠。

疫情之下，逾期率攀升，一些金融机构提高了放贷门槛，为避免成为接盘侠，于是，更多地金融机构不得不提高放贷门槛。在行业层面，就出现了个人短期贷款的快速缩水。从危机应对的角度看，市场是“失灵”的，需要有形的调控之手扭转趋势。

2019年末，我国居民杠杆率已升至55.8%，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末为72%），但过快的增速已积累不少问题，如特定群体的过度借贷、以贷还贷等。2019年下半年起，监管全面趋紧，大量不合资质的互联网放贷机构退出行业，整改形势一片大好，趋紧是对的。但是，新冠疫情出现后，宏观形势大变，消费金融的政策重心也应及时调整，前期趋紧的政策理应松一松。

当前放松监管，也并非没有忧虑。比如，前期的严监管政策是否会功亏一篑？过度借贷的问题怎么办？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怎么办？一方面，应着重进行结构性调整，以促消费为导向制定政策细则，有保有压；另一方面，还是凯恩斯那句话，“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当一个人心脏病发作时，并不是向他说明应该少吃红肉的最佳时间。

（责任编辑：张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