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出现

本网讯：货币的本质就是信用，它很容易（或者说几乎总是）与泡沫相伴随。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下“泡沫”这个概念。在小编们的日常用语中，泡沫一词已经演变为一种修辞，人们用它来指称某种商品的价格不可理喻地高企。但是在这里，小编借用的是投资大师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中的概念，并不是说价格高得让人难以理解就可以称为泡沫，而是只有符合某种特点的价格运动过程才能使用这个概念 。

泡沫的本质就是一种先是自小编增长，然后又自小编毁灭的循环，即索罗斯所称的盛衰循环（boom-bust circle）。这个循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索罗斯的理解，身处循环中的人们往往以为自己在根据某个客观事实来趋利避害，但是实际上恰恰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该种“客观事实”。所谓“客观”的事实中却包含了参与者的主观判断和选择，而参与者的主观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反过来证实、凸现、强化了那个事实。

在这种条件下，事态以加速方式演进，以致达到“远离均衡”的地步而不可持续，最终迅速崩溃。这种定义可能稍微哲学化了一些，那么小编们就通过中国资本的形成这个实例来解释。全球资本向中国聚集的过程其实也具备一定的泡沫特征。外部的投资者之所以要把资金投到中国来，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所谓游资，多多少少是由于他们认为投资在中国安全而且有货币升值带来的额外收益。

他们的安全感和升值预期哪里来？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中国惊人的外汇储备和同样惊人的外贸盈余。以2009年末为例，中国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达到2。4万亿美元，外汇贸易盈余尽管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仍然达到了2000多亿美元。一个拥有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和贸易盈余的国家的货币，怎么可能没有升值空间？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这两大数字怎么形成的？正是外资的涌入产生的。

正如小编们前面各章反复提到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将一部分制造业环节转移到中国来降低其成本，而中国则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将外商手中的外汇全部聚在中国政府手中，形成规模巨大的储备；中国每年的贸易额中，大部分也是外资加工贸易的贡献。现在，不仅是储备依靠外资，连外贸盈余中，也有不少的部分是外资的流入而不是真的出口增长：部分游资想方设法要混过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其中不小部分借道贸易合同来实现汇率套利，结果是中国的贸易盈余平白大了一块。

现在，让小编们回到上文那个“泡沫”定义对照一下：投资者（外资）以为自己是按照某种客观的事实来进行理性的决策（他们以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贸易盈余都构成投资人民币的充分理由），但是却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行为（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到中国，尤其是通过经常项目暗渡陈仓）形成了那些客观事实（惊人规模的外汇储备和贸易盈余）。

由此而形成自小编实现的预言和加速增长的循环（越是向中国投资，人民币资产越是显得有增值空间），最终到达“远离均衡”的地步（中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遭受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制裁；中国国内资产泡沫状况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个大泡沫，尽管不能直接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或者主要内容，但至少可以说它与整个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同周期的。这么一个长周期的，有管理的，以大国意志和全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泡沫，当然不是说破就会破的。

但是在未来10年的转型期，既要小心这个泡沫吹得太快太大以至难以为继，又要小心这个泡沫由于人为的管理不善或者政策措施失当而提前破灭。2010~2020年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就是让人民币走向国际，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资本项目下放开管制，由此伴生的现象是人民币的波动幅度、汇率水平都出现不利于中国低端制造业变动，结果是一部分低端制造业的破产和对外转移，那么必然会导致一部分资本的流出和贸易盈余的减少。

假如中国在高端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出口的增长能弥补由此而导致的资本流失和贸易盈余减少，那么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都没有大问题。但是假如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小国的局面，那就是低端的流走了，高端的没起来，游资仍在惯性流入炒作国内投机性资产（房产与股市），那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就会形成背离，用不了两三年就会出现金融或者货币方面的大动荡。

全球化退潮风险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全球化的退潮对外贸的影响。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开始，到小布什、布莱尔下台为止，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而实践“三外路线”的中国恰好搭上了这班车。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

即便是在世界经济普遍复苏的背景下，由于各国政府急于保护本国就业，合法或者非法的保护措施便成为它们“病急乱投医”的常见行为。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仍然比较严重，而且中国工业制成品也的确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商品便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历史告诉我们，全球化是呈现波浪式前进的历史大潮流，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已经经历了五六轮潮起潮落。最近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应当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主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念在全世界的扩散。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关于自由市场的那套理论信条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反思。欧洲试图通过深化地区一体化和加强对市场的国际性管制来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甚至连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清单中，也暗含着某些“去全球化”的思维。

正如在本文探讨资本输出时指出的那样，美国的TPP、TTIP以及TISA等倡议，其实是要绕开世贸组织框架，搞一个高标准的，排除中国的再全球化。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地位，小编们自身的反应和抉择对于历史演进趋势也是重大变量。

短短两年之间，“大周边战略”，“一带一路”，“金砖体系”，这些地区性和全球性政治经济新框架新平台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一种自信自立、积极有为的大国气象扑面而来。未来30年，美、欧、亚三分天下各占其一的格局隐约可见。在这种形势下，这轮持续了2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是否就此终结？还是说，在稍加调整之后会再起高潮？这个问题很难断言。

但是无论如何，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间，小编们不仅应当注意全球化退潮对中国对外经济模式所造成的限制和冲击，而且应该主动出击，积极推动大国协调，确保全球市场的开放性特征能够得以延续和扩大。对外投资效率风险对外投资的效率是小编所担心的第三个方面。小编们目前的国有企业体制显然存在较多缺陷，其内部治理效率不尽如人意，对个人的激励与约束都是不充分。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必然，也是笔者近距离观察若干国有企业所获得的痛切感受。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更像是官员而不是生意人，他们更在乎政绩而不是成本和利润本身。在国有企业经理人中，正直和有抱负的人也许勤恳工作，但是肯定会偏于保守。当中国国有企业走向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的时候，如果经理人不敢冒必要的风险，怎么可能打开局面？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能人的确很能闯，但是他们的风险和收益是非常不对称的，而制度对他们海外行为的约束则显得非常无力：即便是在国内改善公司治理都那么困难，更何况是人、财、物全部处于本国法律管辖之外的异国他乡？那么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如何呢？中国的民营经济规模总体上看还是太小，资本来源也太有限，在外汇、信贷、人才储备等各个方面都缺乏足够的渠道和资源。

之所以如此，一是受限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二是受限于国家体制长期以来对民营经济的挤压和限制，拖慢了它们资本积累的步伐。比较理想的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让国有资本的管理者所面临的责、权、利真正协调起来，找到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办法解决“代理人”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中国国家资本对外投资的收益率。（稿源：财经侠  责任编辑：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