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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成为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关键力量

2020-09-15  来源: 金融时报   浏览量:
绿色金融最初是联合国环境署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筹集资金而引导的金融可持续化行动,但随着生态环境变化对金融机构核心业务影响的日益增加,金融机构本身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本网讯:绿色金融最初是联合国环境署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筹集资金而引导的金融可持续化行动,但随着生态环境变化对金融机构核心业务影响的日益增加,金融机构本身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目前,中国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引领者,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密切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为保障中国的绿色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曾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问题。”只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采取节能减排新技术实现绿色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问题。

  

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必要保障。

  

一方面,绿色发展需要金融资金,必须获得绿色金融支持。仅仅依靠财政资金支持,很难满足绿色发展的资金需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在实际落实过程中,会转化为绿色技术、绿色项目、绿色产业。这些绿色的新技术、新项目、新产业,因为带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是由以前的财政供给转化而来,具有收益较低、投资回报期较长的特点,而且金融机构刚进入这些原来由财政供给转型为金融供给的绿色项目领域,对其中的风险还不太了解,容易导致传统金融不愿意支持这些对他们相对陌生的绿色项目领域。进而,代表着绿色发展和绿色经济转型新动力的绿色技术、绿色项目、绿色产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因为融资瓶颈而被淘汰。因此,必须通过实施绿色金融政策,为绿色技术、绿色项目和绿色产业提供市场化的资金保障。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是最广泛的。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不需要到金融机构存钱或者理财,也几乎没有产业的发展不需要金融的支持。通过推行绿色金融制度建设,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生态环境责任,一旦金融机构所投资的项目产生了环境风险和事故,金融机构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金融机构就会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监管部门,对其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环境审核和审查,确保污染项目不会进入他们的投资名单。通过绿色金融制度建设给予绿色银行以正向激励,培育和激励金融机构的生态环保责任和忧患意识,金融机构就可以通过开发各种绿色金融产品,吸引和推动客户的绿色储蓄和绿色消费。例如建立专门的生态环保账户、绿色信用卡、为绿色产业专门推出居民理财产品和账户以及为绿色消费专门推出居民消费型绿色信贷等,进而推动和培养全民的绿色消费、绿色投资理念。

  

从目前我国推行绿色金融的效果来看,由央行牵头七部委联合推出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例如,央行将绿色金融指标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指标体系、将绿色金融债单独审批单独定价、采取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予以支持,对金融机构产生了相当大的激励作用。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绿色金融融资余额超过了10万亿元,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且,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调动了800万金融从业者参与到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他们在银行信贷审核中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污染项目,切断污染项目的资金供给;识别绿色项目,给予绿色项目更低利率更快捷的资金支持。通过绿色信用卡、绿色储蓄、绿色消费信贷等绿色金融产品调动更多居民、企业、机构参与到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2019年12月,陈雨露在“中国金融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提出气候变化是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征,正在引起全球中央银行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将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细分领域和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影响,探索将气候变化风险作为参数纳入“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可行性和框架修正路径。这些政策引导,进一步激发了金融机构投资绿色产业的积极性,为绿色金融供给端注入了新动能。

  

发展近况

  

过去一年中,在央行等部委以及各级政府的推动下,我国绿色金融在体制机制建设、绿色金融产品与市场的完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支持等各方面都有了快速发展。

  

(一)绿色金融体系发展日趋完善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0.22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5.4%,比同期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增速高4.9个百分点,余额占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的10.4%;绿色贷款的不良率仅为0.73%,较2020年上半年全国贷款不良率平均水平2.10%低1.37%。国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到2577亿美元(约1.8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51.06%。我国发行了313亿美元符合CBI国际标准的绿色债券,位列全球绿债发行规模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513亿美元。根据我国绿债标准,2019年我国150个发行主体在境内外发行了贴标绿色债券214只,发行金额3390.62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发行主体行业共覆盖了16个二级行业,其中银行业发行的绿债规模为773.5亿元,占比32%;公用事业主体发行规模542.6亿元,占比22%;交通运输业排在第三,占比11%。

  

CSMAR数据库显示,2019年至今,市场上共计新发行13只绿色公募基金,其中股票型基金6只,混合型基金4只,债券型基金3只。2005年至2013年的十几年间ESG类基金发展较为缓慢,每年新发产品数量在1至4只不等;2014年至2016年为ESG类基金产品集中暴发期,季度存量基金管理规模跃升至560亿元左右;2017年至2019年,虽然产品新发节奏有所放缓,但季度存量基金管理规模基本稳定在500亿元至700亿元左右。

  

目前,我国绿色保险服务主要有企业环境污染风险管理服务和养殖保险理赔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联动两类,对应了两种相对成熟的绿色保险险种。前者通过提供环境风险现场勘察与评估、出具风险评估报告、提出相关安全建议和进行环境风险防范培训等手段,推动企业降低环境污染风险;后者将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置条件,有利于降低对应的理赔风险。截至2019年末,我国保险资金以债权投资计划形式进行绿色投资的总体注册规模达6854.25亿元。

  

此外,全国各地在绿色保险创新方面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产品。典型的包括:

  

(1)环责险“湖州模式”。湖州市金融办、环保局、保险行业协会、人保财险建立协作机制,推广环责险的“保险+服务+监管+信贷”新模式。该模式将保险机制纳入环境风险防控与日常监管体系,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投保企业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环境体检和风险评估,保险公司将企业体检风险等级与保费挂钩,环保部门根据企业参保情况、落实整改情况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措施,银行机构采取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措施。2019年,湖州市环责险基本实现了全市各县区全覆盖,保险公司完成体检102家,签单47家,提供保额8180万元,保费收入161.81万元。

  

(2)安环险“衢州模式”。衢州推出的“安环险”首次将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保障合二为一,包含安全生产、环境污染以及危化品运输三项保险责任,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经营过程的不同风险情况进行自行组合,实现对化工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政保合作”机制,“监管+保险+服务+科技”为安全生产责任险提供“衢州模式”。2019年,衢州市“安环险”参保企业已达283家,保障人数3.5万人,为企业提供超过190亿元风险保障,聘请服务机构为全市参保企业累计提供了5387次现场服务,共发现风险隐患8954条,隐患整改率达到90%。

  

(3)生态环境绿色保险“宁波模式”。2019年5月,宁波市北仑区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基础上,创新“保险+服务+补偿”模式,形成环境污染防控综合险“生态环境绿色保险”。其中,保险机构承担环境污染事故经济赔偿责任;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为投保企业提供全流程、全方位专业环保服务,并指导企业开展环境风险防控;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向保险机构投保职业责任保险,如因其服务缺失造成投保企业直接经济损失的,由保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补偿。

  

据北仑区生态环境局统计,截至2020年5月,生态环境绿色保险已覆盖北仑120余家企业,涉及从事化工、电镀、纺织染整、制药、造纸、铸造、水泥和危险化学品运输、储存等领域,现已逐步向全市推广。

  

2019年全球的碳市场呈现多层次广覆盖的局面。多层次包括多个主权国家的欧盟碳市场,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新西兰、韩国和瑞士等5个国家级碳市场,16个区域碳市场和7个城市级碳市场等。广覆盖指现有碳市场覆盖了全球42%的GDP、1/6的人口以及9%的温室气体排放。从全球主要碳市场的碳价格趋势看,价格短期震荡明显,2017年以来,欧盟碳价改革后走出低谷一路上扬,韩国、新西兰、加州-魁北克碳价自开市以来一路走强,RGGI(区域碳污染减排计划)和中国试点碳市场则有涨有跌。

  

目前中国已有九个试点碳市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湖北、重庆、广东、深圳、福建和四川。2019年,8个区域二级市场线上线下共计成交碳配额现货8666.8万吨(四川暂无配额交易)。其中,广东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最高,成交4538.4万吨,占比超过各市场当年总成交的50%;其次为深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1457.7万吨,约占总成交的20%;湖北、北京、上海市场配额成交量接近,分别为780.1万吨、705.2万吨、682.8万吨,分别约占总成交的8%;福建、天津、重庆市场总成交量较小,分别为340.5万吨、113.1万吨、48.9万吨,共计占比6%左右。总体上,2019年各市场配额交易总量较2018年增长了11%。其中广东、重庆市场交易量涨幅明显,分别上涨了60%和88%;上海、福建市场交易量略有上涨,涨幅在15%左右;深圳、北京、湖北、天津市场交易量则出现下滑,其中天津、湖北市场降幅超过30%,北京、深圳市场降幅在20%左右。2019年,中国各区域碳市场的配额公开交易成交均价不一,其中北京市场成交均价最高,达78.8元/吨,依次是上海40.5元/吨,湖北32.1元/吨,广东23.1元/吨,福建16.3元/吨,深圳13.7元/吨,天津13.6元/吨,重庆市场成交均价最低,为9.7元/吨。

  

2019年,我国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财政政策不断优化,整体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涵盖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财政部共安排了250亿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大气污染防治,190亿元用于水污染防治,50亿元用于土壤污染防治。同时,财政部安排了152亿元资金用于冬季取暖试点地区的取暖改造,41.84亿元用于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811亿元用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019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8.98%,比2018年提高了0.87%。国家财政在节能环保领域的财政支出为7444亿元,比2018年的6297.61亿元同比增加18.2%。

  

(二)各绿色金融试验区立足当地资源禀赋逐渐形成不同特色的发展和创新模式

  

2019年至2020年,全国各绿色金融试验区也从绿色金融供给与需求两端共同发力,系统推进了绿色金融发展。

  

各试验区的绿色金融事业部及专营机构增长迅速,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各绿色金融试验区绿色金融事业部或专营机构总数达215家,较2019年增加了30家。浙江衢州和浙江湖州数量领先,分别为65家和39家。绿色信贷规模逐渐扩大,绿色信贷余额占比不断提升。绿色信贷余额占比最高的试验区是哈密,占比34.02%。绿色信贷质量较好,各试验区绿色信贷不良率均低于1%,低于全国贷款不良率平均水平2.10%。而且试验区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从政策支撑、组织架构、产品创新等等多个方面创新。截至2020年6月末,各试验区创新模式总量达279个,其中,广东广州、贵州贵安新区分别为117个和62个。

  

相对于传统市场项目,很多绿色项目是从原来的财政支持转型为市场支持的生态环境公共物品,具有一次性投资巨大、还款期长、利润较低的特点,但同时也有市场风险低收益稳定的优点。传统的融资工具无法很好地发挥绿色项目未来收益稳定的融资优势,无法避开抵押担保和债务增加较大等融资劣势。为了更好地发挥绿色项目的融资优势,避开绿色项目的融资劣势,国际领先银行专门开发出了绿色项目融资、绿色资产证券化等融资工具,以支持绿色项目获得更多的绿色资金。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各绿色金融试验区一共开展了36单绿色资产证券化项目,金额总计129.93亿元。其中,广东广州开展了16单,100亿元;贵安新区开展了13单,3.52亿元。

  

各绿色金融试验区绿色债券类型不断丰富,涵盖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政府债和中期票据等多种类型。广东广州金额为590亿元、绿债占比72.96%;赣江新区158亿元、绿债占比81.44%。绿色股权市场活跃,绿色股权融资形式不断完善。截至2020年6月,各试验区绿色股权融资共计5637.75亿元,比2019年增加757.04亿元。绿色产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不断拓宽,截至2020年6月末,广州市政府投资基金实际到账688.43亿元。贵安新区绿色基金实际到账335.37亿元。

  

各绿色金融试验区积极开展碳市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试验区探索建立排污权、水权和用能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2019年交易总额达37.126亿元。广东广州交易额居全国首位,为30.79亿元,浙江湖州、贵州贵安新区分别位于二、三名,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成交总额分别3.07亿元和1.2亿元。

  

各绿色金融试验区对财政奖补和税收减免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工作的推进,各试验区财政部门努力通过财政奖补和税收减免等方式对绿色金融提供财政支持。其中,位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广州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税收优惠888.67亿元;浙江衢州和浙江湖州分居二、三位,其中浙江衢州的税收优惠为298.43亿元,浙江湖州的税收优惠为263.53亿元。

  

试验区积极推进政府引导基金工作,建成了以政府产业基金为引导的基金体系,积极投资绿色产业,引导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对绿色项目投资资本供给。政府引导基金资金实际到位情况,广东广州位列第一位,为225.14亿元,贵州贵安新区和新疆昌吉位列第二、三位,分别为102.654亿元和73.7亿元。各试验区政府还建立绿色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完善风险补偿制度,以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截至2020年6月底,各试验区政府实际风险分担总额达9.159亿元。

  

各试验区还建立了绿色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例如,湖州市开展了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压力测试:中美贸易摩擦压力测试;纺织行业压力测试等。广州市依托广东省地方金融风险监测平台,建立了实时高效的绿色金融风险监测及管理信息系统。

  

绿色金融试验区在摸索中走过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一定共识。各绿色金融试验区建设中,都在组织与保障、绿色金融市场与产品建设、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通过三年的摸索,也日益与区域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相结合,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例如广州以绿色金融供给端为特色和贵安新区以绿色金融需求端为特色的绿色金融中心创建;湖州的绿色保险特色产品创新和地方绿色银行体系创新;衢州的绿色贷款专项统计信息管理体系、个人银行碳账户体系、地方法人机构绿色银行体系标准等;赣江新区的绿色市政债、“气象+价格”综合收益保险等;新疆三大试验区与丝绸之路相结合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兰州新区以绿色化工+绿色金融为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等。

  

(三)绿色金融仍然没有扭转资金缺口逐年增大的趋势,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缺口0.618万亿元

  

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中国绿色资金缺口仍然是巨大的,而且仍然还没有扭转资金缺口增大的趋势。根据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的核算,2019年新增绿色金融资金需求为2.048万亿元,但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供给只有1.43万亿元,2019年新增绿色金融资金缺口0.618万亿元。所以,绿色金融资金缺口仍然是增大趋势。随着绿色经济复苏的需求以及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目标需求,2020年绿色金融资金需求量将增加到2.26万亿元,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5312亿元,清洁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5183亿元,节水和水处理2003亿元,碳汇工程1352亿元,工业废气治理1107亿元等。所以,2020年绿色金融任务更加艰巨。

  

待解问题

  

(一)亟须尽快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并持续维护、更新和完善

  

我们必须认识到,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本身。我国目前推行绿色金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将绿色金融真正与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挂钩。要将绿色金融纳入绿色发展内部,使其成为绿色发展的内生驱动力,核心抓手就是建立可以真实反映绿色发展需求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标准体系必须公开透明清晰,接受公众监督,详细可执行,使企业可以比较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绿色金融支持的绿色项目和绿色技术。如果不能公开或清晰地识别资金流向的标准,就难以将我国的绿色金融引导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我国是在生态环境资源定价还不太明晰的情况下推行绿色金融的,实质上是通过央行等部门的绿色金融政策对绿色技术、绿色项目进行一定市场补偿和定价。如果绿色金融标准是模糊的,就会导致绿色金融无法很好地服务于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和非绿色金融最重要的区别是投资对象是否具有生态环保效益。绿色金融资金是否能够真正投入到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中,不仅是维护绿色金融纯洁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的急迫需求。目前,我国的绿色技术、绿色项目、绿色产业已经因为资金严重不足而陷入困境,生态环境治理资金缺口巨大,急需大量资金投入,如果没有公开透明清晰的绿色金融标准,就很难引导央行运用政策工具撬动的金融机构资金真正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中。

  

绿色金融标准不仅需要公开透明,还必须要定期维护更新,因为绿色技术在不断发展,绿色产业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中。例如,垃圾处理项目,在2017年,只要是垃圾处理项目,无论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等,都可以归类为绿色项目。到2018年,在垃圾填埋方面,只有建立了渗漏防护的垃圾填埋项目,才能归类为绿色项目,如果没有建立渗漏防护,填埋的垃圾就有可能渗漏污染地下水,反而成为地下水污染的潜在危险因素。到2020年8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态环境部又联合印发了《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该方案指出:垃圾处理以焚烧为主,2023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原则上地级以上城市以及具备焚烧处理能力的县(市、区),不再新建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场。按照这个实施方案,大部分垃圾填埋项目就不能再归类为绿色项目。例如,2019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部、国家能源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绿色数据中心的核心指标值是PUE1.4以下。按照这个指导意见,PUE值低于1.4以下的绿色大数据中心就应该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畴。

  

因此,随着绿色技术的不断升级,绿色金融支持的目录也应当不断更新。只有我们不断完善和维护绿色金融标准,才能实现绿色资金与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的精准对接。

  

(二)亟须加强绿色项目设计包装环节

  

绿色金融是金融而不是财政,所以项目的还款来源必须稳定清晰。很多绿色项目之所以找不到资金,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二是因为绿色项目没有设计包装。很多绿色项目原来是由财政供给,因此只有设计合理的收费机制,才能由财政供给转向金融供给。从财政支持转化为金融供给最核心的要素是付费机制的转化,以前是通过国家税收收费,如何通过绿色项目设计转化为市场收费是关键。例如污水处理费就是通过包含在水费中一起征收,然后再转给污水处理公司,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付费问题。付费机制的设计原则是根据物质平衡原理,居民购买了多少水使用,就会等量排放多少废水。当绿色项目设计包装好,收益可以达到金融机构的最低门槛,绿色金融政策就可以推动金融机构为这些生态环保项目融资。

  

目前,从全球来看,有越来越多的绿色项目正从财政供给转化为金融供给,其中最关键的转化环节就是收费机制的设计和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包装。例如生物多样性,以前一直是财政供给,从2019年也开始尝试向金融供给和市场化运作的转型。世界各国都创新出各种收费机制和市场化运作模式,并互相进行交流和讨论。而生态环境治理中市场化最成熟的板块城市污水治理,最初也还是财政供给,是经过了18年的付费机制设计和市场化运作尝试,其市场化运作和金融供给模式才逐渐稳定和成熟。目前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板块,收益率可以达到9%左右,工业污水处理板块可以达到15%以上。因为市场化运作,刺激了承担运营的企业努力提高污水处理效率,降低污水处理成本,因地制宜地开发出各种降低成本的项目设计和运营模式。例如,在一些土地特别紧张的城市,推出了地下污水处理厂和地上绿地公园的联动设计等,以降低土地占用成本。

  

(三)亟须建立专门的绿色金融技术部门,负责设计、评估绿色项目,并定期公开发布,促进其与金融机构的对接

  

绿色金融目前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绿色资金找不到合适的绿色项目;另一方面,大量的绿色项目严重缺乏绿色资金的支持。这是因为很多绿色项目还没有经过设计包装,收费机制和市场化运作模式还有待完善,所以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的融资条件。原则上,所有财政支持的绿色项目都是可以通过付费机制的重新设计转化为金融支持的项目,因为财政供给和金融支持,其本质区别就是付费机制的差异。但付费机制的设计不仅是绿色金融技术问题,还是各方利益协调问题,因此,必须在政府层面设立绿色金融的专门机构,根据国家和区域的绿色发展需求,协调各方利益,设计出合适的绿色项目市场化付费机制以及各种资源的资本化方案,并定期向金融机构发布和对接。

  

(四)亟须制定更多激励绿色股权融资的政策,以解决绿色债权融资与绿色股权融资不匹配的问题

  

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不匹配的问题。目前中国绿色融资余额已经超过了10万亿元,但其中的95%是来自绿色信贷,2%是来自绿色债券,这两项绿色债权融资占整个绿色融资余额的97%。来自绿色证券和绿色基金的绿色股权融资占比仅为3%。而且绿色债权融资和绿色股权融资资金增长的激励也来自不同层级的政府。绿色债权融资占比最大的是绿色信贷,占绿色融资余额的95%以上,主要是来自央行三大政策工具的激励,包括将绿色金融指标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绿色金融债的单独审批制度、将绿色金融也纳入再贷款支持等。来自中央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而绿色股权市场,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激励效果还没有显著显现出来,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绿色政府引导基金的推动。建议出台更多激励绿色股权融资的政策,使绿色债权融资与绿色股权融资相匹配。 

(责任编辑:张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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