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数字普惠金融的来势汹汹收效寥寥

        本网讯：“普惠金融”，最近成为热门词。从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重要文件，到地方政府的政绩宣传，甚至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广告，频频出现。

        在全世界，普惠金融理念可追溯到30多年前，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把27美元借给孟加拉国一个贫困乡村的42名妇女的试验，他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时至今日，普惠金融这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不乏实践可能性的理念，已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生根发芽，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度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到2016年，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G20推广的重要原则。

        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了普惠金融的实践。跟其他国家由NGO（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地发起不一样，“中国式普惠金融”一直以来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政府参与程度较高。到2015年底，普惠金融发展被提升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

        20余年间，相关政策不断推陈出新，为了实现普惠金融目标，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和民营银行各等类小微金融机构十余年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截至6月末，全国银行业小微贷款和涉农贷款余额均占各项贷款余额超过25%，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由于缺乏对“普惠金融”明确的定义，出现一些机构和地方政府对“普惠金融”的牵强附会，甚至误解。“普惠金融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一位监管人士感慨。

        那么到底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意味着既普及又优惠吗？应该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衡量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如此强力度的政策引导和多机构参与的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至今，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

        最新一期《财新周刊》近两万字的封面报道，作者包括彭骎骎、吴红毓然、张宇哲、韩祎，她们采访了主要监管部门负责人和主要行业机构、国内外普惠金融专家，全面揭示“中国式普惠金融”的真实图景，再探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中国普惠金融一直未能尽如人意，是因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太少吗？

        过去十多年，中国破解普惠金融的思路之一是增设专门的金融机构，上万家小额贷款公司、1500多家村镇银行和十几家民营银行，其制度设计均蕴含着增加普惠金融供给的初衷。然而，据《财新周刊》报道，颇为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上万家小贷公司，到现在几乎“死了一半”；1500多家村镇银行，如果扣除财政补贴，亏损、保本、盈利的机构各占三分之一，一些之前积极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大行目前则急于脱手；部分民营银行同样进退维谷，面临着“出生易、成长难”的烦恼。

        从纯民间资本发起、到商业银行主发起、再到完全由民间资本发起，为什么仍然难以探索出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模式？为什么总是出现政策顶层设计和实际执行的落差？是监管理念和方法不能适应普惠金融的特点？还是激励机制出了问题？

        按照中国特有的政策逻辑，当需要扶持一个行业时，就出“优惠政策”。从定向降准到各种政府担保基金，“普惠金融”领域从来不乏政策支持。但此次报道发现，这些激励措施或多或少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落到实处者寥寥。而在一些没有政府激励政策的东南亚国家，却出现了大批自发从事普惠金融、可持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原因为何？《财新周刊》此次报道也实地走访了几家东南亚金融机构，探究其成功的秘诀。

        对于备受市场关注的各大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一事，《财新周刊》此次独家专访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还原制定大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政策意图和愿景，并采访了多位大行普惠金融负责人，梳理各行的做法，探讨大行做普惠金融如何成功。

        此外，近几年的技术进步为普惠金融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去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作为东道国牵头制定的“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更让人畅想数字技术的进步是否为普惠金融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数字普惠金融目前的形态有哪些？解决了哪些传统金融机构不能解决的问题？大数据风控效果如何？有可能带来什么新的风险？《财新周刊》报道指出，数字技术的加持，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助力，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永远也无法替代机制、体制改革的作用。

        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中国普惠金融的难题？《财新周刊》报道采访数位普惠金融专家，得到的答案殊途同归：回归常识，合理规划，理清边界；忌好大喜功，勿急于求成。正如一位普惠金融专家所言，“这个领域的政策含义是很深远的，如果政府职能定位出了问题，那就是对金融纪律的破坏，将扭曲金融行为，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反而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

责任编辑：宿波